谭启龙是一位新中国时期杰出的高级干部，曾在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青海和四川等地担任书记等重要职务。在山东任职期间，他曾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，被迫暂时淡出中心舞台。当他再次回归工作岗位时，来自福建、山东、河南和山西的四位省份领袖都对他表示了强烈的欢迎与期望。这个选择的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思考与情感纠结，最终，在上级的帮助和指引下，谭启龙作出了决定。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谭启龙一直活跃于军队的政治工作，他在1949年曾任第七兵团的政治委员。在第七兵团成功解放杭州之后，他和谭震林被留下来负责地方的治理与工作。在浙江这片土地上，他辛勤工作了五年，之后被调往山东，开始了新的工作篇章。
陈老总指定谭启龙暂时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，而出于对整体布局的考虑，他也向上级建议再选派一位同志来共同承担责任。于是，舒同被调任到山东，但谭启龙并未返回浙江，而是担任了省的第二书记。1955年，山东分局升格为山东省委，赵健民被任命来工作，谭启龙则担任了省政协的主席。他在新成立的书记处中负责农村、财贸、宣传等多项工作，尽管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农村发展上。
展开剩余70%到了1961年，谭启龙接替曾希圣的工作，全面支持山东的发展。然而，随着社会大运动的来临，他的思想和工作上却未能做好充足的准备，表现出“很不理解，很不得力”的状态。青岛的几所高等院校有一部分人员为了声援西安而采取行动，市政府为了维持稳定，对其进行了干预，最终引发了青岛事件。谭启龙亲自带队处理这一突发状况，经过努力，当事态得以缓解后，他及时返回济南进行工作汇报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市里领导又遭遇了武斗，矛盾再次升级。为了应对局面，他穿上军装，以济南军区政委的身份出面开展工作，最终成功地平息了冲突。
不久之后，以王效禹为首的人对他们的工作展开了斗争，谭启龙不仅遭到了监禁，还被迫应上级指令前往北京，先后在京西宾馆和中组部招待所安顿。局势逼迫下，他重返济南，受到的斗争和压力非常大，上级为了保护他，特别让杨得志派人来协助，但他最终还是被再次送往北京。
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他被安排下去劳动，前往新华印刷厂工作。在那里，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，分享劳动的乐趣，每天的生活都非常有规律：早晨进行操练、学习，白天进行劳动，下午继续学习。这段经历让他的生活变得稳妥而愉悦，心情也随之变得开朗许多。
到了1970年，谭启龙接收到参军劳动节的召唤，这标志着他即将重返工作岗位。作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干部，他成了“抢手货”。来自山东的杨得志、福建的韩先楚、河南的刘建勋，还有山西的领导都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工作团队。尽管杨得志和韩先楚都是出身于军队的将领，并在特定时期兼任地方领导职务，但相较于谭启龙，他们在地方管理上并没有显著的经验。因此，他们都渴望谭启龙能在各自的地区工作。而上级最终认为，谭启龙需要换一个新的环境，于是山东的机会便被搁置了。
最初安排谭启龙到山西任职，但由于韩先楚率先提出需要一名有能力的负责人来负责地方工作，经过多次反复的讨论，上级最终同意了他的调动到福建任职。在福建，谭启龙被任命为副书记，负责农业发展的布局与调整。然而，在工作尚未完全展开时，他便接到新的指令，被调回浙江工作。对于浙江，他有着特别的情感，因为这是他解放后首次担任书记的地方，对这里的工作流程颇为熟悉。
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谭启龙又相继被调往青海、四川等地，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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